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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9月26日和27日,经济日报连发两篇述评,详细分析了香港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上篇着重阐释香港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及成因,下篇则介绍香港在历史上发展的背景、经历的波折并指出其未来发展方向。请看全文。

香港经济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香港经济系列述评(上)

在近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忧心忡忡,担心香港经济增速如果继续下滑,将极有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

陈茂波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正在持续中的香港乱局让香港经济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出口贸易、零售、物流和旅游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速创下10年新低,第二季度同比增长0.5%;多家机构将今年香港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下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年来,香港经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又是什么问题,让香港经济站在了必须做出选择和改变的“十字路口”?

  香港紫荆广场。摄于2015年9月(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贾佳/摄)

(一)

从外部因素看,香港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和影响,这是香港经济问题的主因。

“香港总体来讲是一个城市经济体,来自外部的冲击往往大于来自内部的挑战,香港经济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蝴蝶效应’。任何外界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在香港酿成大的波澜。”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非典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无一例外都对香港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同时,高度外向型城市经济体由于回旋余地很小,波动程度也极易被放大。

去年以来,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使香港内外部投资意愿有所降低。今年一季度,香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低7%,货物出口总额同比下降4.2%,进口总额同比下降4.6%。截至今年7月,香港出口连续9个月下降。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出口的下降对香港生产总值带来的影响,可能比预期的0.1%至0.2%要高”。

近年来,外需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部分时间为负值。一方面反映出国际上正在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香港贸易出口产生的严峻压力,另一方面也显示香港部分服务业的竞争力与相对优势在波动中出现弱化的态势。

此外,发达国家相继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再工业化来达到全球经济和本国经济的再平衡。再工业化引发的全球新分工,不仅给原有以内地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价值链体系和分工模式带来冲击,也影响到香港原有的角色与功能。

(二)

从内部因素看,香港多年来形成服务业、房地产为主的经济结构,这对经济发展的活力也有一定的制约。

目前,支撑香港经济的是四大产业,分别为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这四大产业创造了香港约178万个就业岗位,是香港经济动力核心所在。

从产业分类不难看出,香港经济优势集中体现在服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90%。这种超高的服务业比例,从一方面看,体现了服务业的成熟,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香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左右,产业大部分集中在金融、地产。香港过早脱离了实体经济,使自身结构性问题的后遗症凸显,深层次矛盾难以突破,经济转型和优势重塑的难度加大。

近5年来,伴随着外部需求趋弱,香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部需求,延续了过度金融化、地产依赖的增长路径。有研究数据显示,香港房地产业的生产总值占比高达10%。如再加上为房地产业服务的建筑业、物业维护等服务业,则广义上的房地产业占比高达20%。这一点,是很要命的。

同时,经济发展缺乏新的引擎。被寄予厚望的创新科技产业错失了黄金发展期,未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且创新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缺少将科研成果进行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能力和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科技产业要想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任重道远。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表示,香港服务业内部结构已日趋稳定,并具有较高的协调性,但这一稳定均衡状态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这也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解释了香港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若要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亟待推进产业结构向高增值化方向发展。

“若要在高度发达的全球商业网络中发挥重要节点功能,香港需要扮演的功能不是简单地充当中间人,而是要作为经济活动的统筹者、协调者、引发者和策划者,需要进一步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原研究员蔡赤萌认为,香港经济功能急需调整与升级,涉及极其复杂的系统,不仅需要政府的战略引导,还需要建立配套的制度和政策。这需要改变特区政府“积极不干预”思维,花大力气协调社会利益、凝聚社会共识。

  香港街头夜景。摄于2012年12月。(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张翀/摄)

(三)

从基层民众角度看,香港民生改善未能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社会民众获得感与经济发展脱节,造成了香港社会不安定,打击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1月公布的报告显示,香港贫穷人口攀升至137.66万,贫穷率达到20.1%。香港社会贫富阶层分化趋势加剧,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突出表现为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中低阶层相对固化,青年人就业出路与职业发展空间日益狭窄。经济高增长情况下掩盖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增速趋缓时进一步显现。

“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但产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严重不足,导致香港房价非常高,香港平均房价是居民年收入的21倍,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城市。房价的可负担程度也是全球最严重的,年轻一代、普通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子。这是当下表现出来的最为突出的矛盾。”方舟表示。

此外,在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香港实施的是以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主体的社会福利体系,迄今没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

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制度缺失,使香港民众未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些资本集团的垄断行为未能得到有效干预,诱使乱港分子与反对派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煽动社会对立,增加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社会风险。

(四)

无论是从当下还是长远看,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在内地。但在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和协调方面,目前,香港显得有些被动或者是准备不足。

内地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需要同一“跑道”上的伙伴做出相应的改变。具体到香港,就是要以生产者、建设者的角色,将自己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参与到其中,全方位汲取营养,分享内地发展的红利。

遗憾的是,回归以来,手握巨大的先发优势,香港始终没有完成发展跑道上的并肩而行。在过去几十年里,香港多以协作者的姿态参与内地的发展和腾飞,而非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地和引领。

这种协作者而非参与者、并跑者乃至引领者的自我定位,限制了香港经济的格局。虽然香港依然可以从内地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但这种共享空间,明显不如直接参与其中显得更为广阔。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地仍将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而香港早已是一个先进、发达的经济体系,一国之内两种经济体系落差的存在,决定了香港的功能和价值。”郭万达表示,香港需要校准方向,全方位对标国家不断变化的深层次需求,既帮内地也帮自己,这是香港的经济功能所在。

内地经济政策的推进调整,迫切需要香港能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与支持功能。一方面,香港需要真正提升作为国家核心城市的主动性,将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产生的强大资金需求与海外寻求高投资回报的资金高效对接;将赴海外进行并购投资的内地资金与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高效链接;将国际贸易人民币自主结算后形成的海外人民币高效集中,形成庞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并进一步将庞大的离岸人民币有序倒流入内地。另一方面,配合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调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投资关系应该进行进一步转型升级。

“香港可以协助国家建设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前瞻性的国际标准和规则体系,依托香港特有的软实力与影响力担当新功能,提升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方舟表示,香港具备成熟的国际化金融市场和专业的配套服务,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此外,香港较强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基建项目、公共服务培训等方面发挥优势。

阳光总在风雨后。香港应珍惜来之不易的优势,把握国家发展的机遇,破解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锻造新的辉煌,同时,也让更多的香港民众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朱磊 杨阳腾)

这样的香港我们怎能不珍惜——香港经济系列述评(下) 

6月份以来,持续的违法暴力活动给香港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与此同时,有人鼓噪回归后“‘一国两制’遭遇失败”,外部势力更是别有用心借此大肆唱衰香港经济。

真相究竟如何呢?

1997年,香港生产总值1.37万亿港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1万港元;2018年,香港生产总值2.84万亿港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38.19万港元;2017年,香港家庭实际月收入较10年前增加了45%;2016年,香港财政储备较10年前增加了98.5%;在港交所上市公司的数量从1997年的619家增加到2017年的2020家;香港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就达到3862亿美元,是回归之初的4倍多;法制指数全球排名1996年逾60名,2018年上升为16位……

这样的香港,我们怎能不珍惜?

(一)

香港的辉煌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当时,香港等地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50多年间,“亚洲四小龙”有的上升、有的没落,但香港始终位居前列。

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常常被拿来和香港作比较,两地常年以来都在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在许多市场人士的眼中,胜者都是香港。

从宏观层面看,英国智库Z/Yen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一和第二名一直在纽约和伦敦之间换手,第三名和第四名也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间交替。但香港明显胜出,并在2018年和2019年初逐步拉大与新加坡的差距,稳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胡光宙认为,香港和新加坡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香港依托于中国内地这样一个世界第二且仍然在以较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优势。

香港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备,透明度极高,加之地缘优势、同宗同源等因素的叠加,众多内地公司更倾向于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重视中国内地市场的跨国公司也常将亚太区域总部放在香港。2017—2018年度数据显示,在中国内地全年所获得的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中,990亿美元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商投资额的80%。

专注研究全球经济的智库PIIE称,截至2018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香港的存量达622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香港同年生产总值的170%,这代表着大量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投资全球。

随着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香港资本市场正不断增添新活力。香港交易所2018年4月进行了25年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便利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创新型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受益于这项改革,2018年港交所业务创下多项新纪录:香港证券市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高居全球首位,达2880亿港元;证券市场成交额创历史新高,超过26万亿港元。“沪港通”和“深港通”自2018年5月起每日额度扩大4倍。“债券通”的日均交易量已由2017年10亿元至20亿元人民币增至2019年1月日均交易量60亿元至70亿元人民币。

“纽约—伦敦—香港”三大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形成。

  香港中银大厦。摄于2018年4月(中国经济网资料图 张玲/摄)

(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如春雷滚滚,敏锐的港商紧紧抓住有利时机,率先到内地投资建厂,更为内地改革开放输入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等,促进了观念更新和市场经济发展。

1978年,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珠海香洲毛纺厂成立;1983年,港商与内地合资的白天鹅宾馆在广州正式开业,成为内地首家五星级宾馆……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推动了香港与珠三角经济带形成“前店后厂”的生产销售模式,香港也由此实现了又一次经济飞跃。

自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增长了约11倍,已超越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先进经济体。近10年,香港平均经济增长率2.7%,比其他先进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高出一倍。与此同时,内地货物贸易总值增长198倍,香港出口也大幅增加了71倍。香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而国家的发展也成就了今天的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当时的香港把握住了内地制造业起飞的契机,成功转型成为内地连接世界市场的重要桥梁,建立和巩固了香港今天作为国际商贸、物流、航运、金融和专业服务中心的地位。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说:我们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大量参与其中,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因此我说,“香港好,国家好”。我讲“国家好,香港更好”是在回归之后,这是我当时的期盼,并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看到国家快速发展的势头。从期盼到现实,现在我更加坚信“国家好,香港会更好”。

(三)

回归前,美国《财富》杂志发表封面文章,预言“香港已死”。然而,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SARS侵袭后的香江浴火重生、风采更盛,依然坚守着亚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在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时,《财富》又发表文章《哎哟,香港根本死不了》,并在正文开头第一句即承认:“啊,我们错了!”

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国际金融大鳄联手操纵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扰乱香港金融秩序,港股一泻千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危急时刻,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坚决支持特区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特区政府果断投入上千亿港元,打响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

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很快,《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回归祖国6周年之际签署,饱含着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维护繁荣稳定的关切和决心。更多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支持内地企业到港上市、香港成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深圳前海商事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创新试验,引来香港人对内地的新一轮投资热潮……

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也为香港预留了席位。“一带一路”将为香港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已成共识——香港可以发挥所长,成为“一带一路”主要金融和风险管理中心的首选“一站式目的地”;为此,2018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公布了5个重点推进方向。“国家所需,香港所长”,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前景不可限量。

据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从1995年起,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8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在63个经济体中排名全球第二;《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外资流入目的地,香港居全球第三,2018年对外投资方面,香港以850亿美元居全球第四;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201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25年占据榜首,报告还赞扬香港是极具竞争力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抗逆境能力最强的经济体之一。

(四)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地球上机会最多的地方”。祖国内地以巨大的市场、丰富的机会、创新的理念,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劲势能,为香港之后盾、之支撑、之风帆。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正式公布。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这样比喻:过去30多年,如果把内地的改革开放比作是香港发展的一只翅膀的话,香港现在又插上了另外一只翅膀,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他表示,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都是香港的强项,香港和整个大湾区发展互补性强。

在香港,得益于规则对接、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跨境移动支付已经打通,且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香港和广东、澳门的基建互联互通水平也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合作正深入推进;从旅游到专业服务领域,产业合作也在广泛开展。

直接就业人数逾25万、占本地生产总值约4.5%,作为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对香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及“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建设多元旅游平台。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基建开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区域内“一程多站”旅游模式不仅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大湾区观光,也为区域内居民前往其他旅游目的地提供便利。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不同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服务落地正处于进行时。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跨境移动支付已经打通,且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香港居民在香港远程开立跨境内地银行账户的试点也开始实施。

香港特区政府着力推动创新科技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也成为其中的新动力。今年以来,香港多家高校陆续公布与内地合作的科研项目。为进一步支持青年“双创”,香港特区政府3月在“青年发展基金”下,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体验资助计划”。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认为,大湾区不但可以为香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促进产业多元发展;通过打造大湾区成为优质生活圈,还可拓阔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间,使大湾区成为香港广阔的腹地。

窗口、桥梁、超级联系人……在国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香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今天,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祖国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上,各方期待香港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发挥无可取代的作用,在国家的伟大复兴中实现新一轮飞跃。

继续坚定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这是香港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当务之急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从而维护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基本面。坚定心中理想,未来一起去追,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丹)

(责任编辑: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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